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行动揭示的美国问题.What the Columbia protests reveal about America's problems.
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行动揭示的美国问题
评论导读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剧烈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大学生抗议活动成为了全球政治互动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本文入探讨了这些抗议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揭示了美国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抗议活动不仅仅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民主教育和公民权利的关注，更暴露了美国政治中的分裂和对外政策的双重标准。
从中国的视角看，此类事件反映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内外政策中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美国一方面推崇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中东政策时却显示出明显的偏见和双重标准。这不仅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信誉，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反思西方民主模式的契机。
美国的学生抗议活动，以及广泛的社会反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其国际角色与责任，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公正和人类共同福祉。
通过对这些抗议活动的分析，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美国如何面对内外压力，维护其国家形象与国际责任的严峻考验。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长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一些政客称学生抗议者是一种威胁。相反，他们正在为我们所有人提供民主教育。
在过去的几个晚上，我的睡眠一直被直升机的巨大劈啪声严重打扰，这些直升机在黎明前在曼哈顿上西区的天空低空盘旋，我住在纽约。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向北走几个街区，来到这次非同寻常的警察表演的地点，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我长期在那里教书，最近也是一场重大学生抗议运动的发源地。
随着我们学校校园里的抗议活动的展开，它们在全国其他校园里引发了越来越广泛的效仿。而这些，反过来又激发了大学管理者、政治家和执法部门的连锁反应，他们分别试图限制、防止、谴责或镇压学生示威——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暴力示威。
对我来说，这一时刻最清楚地揭示的，与其说是学生文化或美国高等教育的危机，不如说是美国政治的危机，其核心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与以色列的长期密切关系。
在进一步解释之前，有几个免责声明是合理的。接下来的内容不是为仇恨言论辩护。反犹主义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就像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不管它们是什么味道或颜色。这包括我所在的大学曾经实行过的深刻的反犹主义制度历史，它在历史上限制犹太人的录取和雇用，主要是为了保护白人新教徒免受学术竞争的影响。
我毫不怀疑，最近几天在美国校园发生了针对犹太学生或任何以色列支持者的攻击、骚扰和侮辱事件，这是真实的、不可原谅的、令人遗憾的。但我在自己学校的有限经验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特别常见。
我看到福克斯新闻整整一周都在播放同样的镜头，一个威胁的起哄者当着一个犹太男子的面高喊支持哈马斯，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正门外的地铁站出来。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施虐者是否是个学生。此外，我的校园周围每天都有长时间轮班的电视工作人员，所以如果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事件，而不是一遍又一遍地重播同样的遭遇。
我在这所大学的大门内所看到的，总体上是一幅堪称典范的文明图景。九天来，学生们井然有序地扎营，大多数人悠闲地聊天，有些人还带着帐篷，占据了哥伦比亚大学最大的图书馆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前的一片草坪。示威的学生们甚至发布了一份令人钦佩的行为准则（绝大多数人似乎都以此为生）。它的部分内容是：不要乱扔垃圾；不使用毒品或酒精；尊重个人界限；不要与反抗议者接触。我稍后会回到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的一天，我像以前很多次一样，读到了巴特勒图书馆新古典主义柱廊上刻着的那些传奇人物的名字：希罗多德、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吉尔等。然后我问自己：对西方文明，对美国民主，甚至对高等教育的威胁是什么，哥伦比亚抗议活动和随后发生的其他抗议活动应该构成什么威胁？
答案似乎更在于对抗议学生言论的恐惧，而不是对他们滥用言论的恐惧。关键似乎就在我刚刚转述的他们的行为准则中：他们发誓不仅不与任何反抗议者接触，而且不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接触。
这里是另一个免责声明。我不反对许多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令人尊敬的信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信仰之一，支撑着人类最伟大的身份、毅力和生存故事之一。它植根于旧约《出埃及记》的故事，并声称许多犹太人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古老的家园。对我来说，大屠杀期间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和迫害加深了许多犹太信徒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依恋，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犹太人在西方社会甚至在战后几年遭受的、基本上未被承认的严重歧视一样。
然而，从哥伦比亚大学爆发出来的校园运动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反犹太主义。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造成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之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可怕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抗议的学生被蔑视和嘲笑为美国在中国或俄罗斯的敌人，或者最疯狂的是犹太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更糟糕的是，他们被包括美国主要政治家在内的批评人士错误地描述为反犹仇恨者。
在抗议活动的早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内马特·沙菲克(Nemat Shafik)称他们的营地是“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并要求警方采取行动，随后100多名学生被警察带着手铐带走。从那时起，随着和平运动的蔓延，在其他校园，学生们遭到殴打和催泪瓦斯；印第安纳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声称看到校园里驻扎着狙击手，尽管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是“处于监视位置的州警，类似于足球比赛日”。日复一日，支持性的教职员工被殴打，被打倒在地，被戴上手铐，被警察拖走。
美国人是时候把巴以问题换成另一个话题了，如果像这样的学生抗议运动在其他国家以如此规模发生，美国将作何反应？我很容易想到的是国务院发言人的高调谴责，以及美国主要媒体对威权主义的不容忍或民主的腐朽啧啧的社论。
还有许多其他紧迫的问题。例如，对于我们在加沙看到的恐怖规模，公民的适当反应是什么？当华盛顿没有直接支持以色列在那里的进攻，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新武器，几乎没有真正的使用限制时，它只是无动于衷。尽管如此，一些美国政界人士仍将抗议者视为威胁。还有人警告说，示威者正在干扰不参加示威的学生的教育，这是一种沉默的大多数，借用了学生抗议越南战争的说法。
这完全是逆向的。通过和平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和越来越多其他学校的学生正在为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提供民主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在营地边与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交谈时，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通过抗议进行反击的能力感到惊讶。在暴行中，他们说得够多了，而且几乎总是和平地这么做。他们说，与给国会议员写信或耐心等待下次选举投票相比，直面恐怖需要更紧迫的事情。
加沙远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恐怖，我们都可以更多地利用这些学生的道德紧迫感和文明。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学校施压，作为学生，他们是社区的基石。如果他们不能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日益严重的暴力，他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的大学停止支持暴力。这就是撤资要求的含义：在和平到来之前，通过对以色列战争努力的投资来拒绝机构支持。许多批评人士反对说，这是不现实的，永远不会奏效。但什么才是公民的正确回应呢？袖手旁观，听天由命？
我想最后谈谈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几十年来，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公众舆论都支持这一概念，即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家园而存在的特殊权利。就我个人而言，我记得我为他们感到的兴奋，看到我在高中时的犹太朋友急切地前往基布兹，并以其他身份帮助以色列建设。但是，当今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并非来自美国校园示威的学生。我认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威胁甚至不是来自哈马斯，他们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令人憎恶。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犹太复国主义与粉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对未来的希望之间的界限的模糊。从某种程度上说，示威学生传递的信息是，他们是以色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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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 02:02:18